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基础与扩张机制基于能源视_能源与节能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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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基础与扩张机制基于能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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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财富权力的具体表现，货币权力不仅是一种支配和统治本国民众的社会权力，还是一种通过国际市场支配和统治世界的权力(胡贤鑫等，2010)，从而表现为一种国际性的货币权力。在当代，一国货币权力向国际扩张的背后需要以该国产业资本发展为基础，而产业资本的发展又离不开对煤炭、石油等特定能源的需求。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能源和货币权力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初便已确立，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日益紧密。自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一国对于能源供给的控制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国货币的国际地位，能源绑定成了国家崛起和本国货币国际化的助推剂(管清友，2010)。然而，一方面，学界在分析19世纪的英镑霸权以及20世纪以来的美元霸权时大都是将能源和货币作为两个并列的逻辑链条来讨论，对二者之间具体联结机制的分析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尽管2018年3月我国正式推出了人民币原油期货，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新阶段，但学者们就其背后机理的分析大都是侧重于人民币对大宗商品的计价结算功能，鲜有关于人民币是否具备能源基础以应对美元霸权的讨论。因此，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学界都缺乏对于能源如何帮助实现和推进国际货币权力的足够关注。为了识别能源对国际货币权力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厘清能源对于国际货币权力扩张的推动机制，本文首先总结了学者们关于国际货币权力实现基础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能源对于国际货币权力的基础性作用，然后以固定资本的流通为突破口，探究了能源推动国际货币权力扩张的机制。

二、国际货币权力实现与扩张文献述评

国际货币权力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它通常被定义为某一行为体通过国际货币关系影响其他行为体相关行为的能力(施箐，2017)。然而，与当前学界普遍关注国际货币权力的运用与维持不同的是，在该理论发展初期，学者们大多关注国际货币权力的本质来源与实现基础。金德尔伯格(1986)从国家权力或国家霸权的视角分析了国际货币权力的来源，他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离不开霸权国家所提供的“国际公共品”，其他国家对这类国际公共品的“搭便车”行为使得霸权国家的国际货币权力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霸权国家需要在政治、经济、自然资源以及军事方面均超过其他国家，从而实现权力的稳定。吉尔平(2006;2011)也认为货币权力是国家权力在货币领域的表现，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发行离不开主权国家的背书，货币从其自身创造开始就已经和国家权力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国际货币权力自然离不开稳定性霸权国家的权力。事实上，霸权稳定论表明，国家权力为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提供了基础条件，根据这一基本规则，后续许多学者都围绕国家权力的结构来分析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基础。摩根索(2006)指出，国家权力的构成包括地理、自然资源、人口、工业能力、军事能力以及外交和政府素质等。美国国际关系学者通过定量研究给出了衡量国家权力的国家能力综合指数(CINC)，该指数包括军费、军事人口、钢铁产量、能源消耗、城市人口以及总人口六大变量(周帅和刘洪钟，2017)。Eichengreen(2011)认为国家权力包括超高的经济实力、发达的金融市场、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货币权力是国家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赋予货币的一种权力，国家权力对货币权力的渗透构成了货币的基础性权力(谢晓光和周帅，2015)。事实上，“国家权力构成了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基础”这一观点不仅存在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霸权稳定论中，经济学的货币名目论也具有类似的观点。该理论认为，货币本质上是一种实现商品交换的信用，是对商品所有权的契约，在当代，信用货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政府的信心及其对未来的预期。其中，后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货币理论”(MMT)认为现代货币是一种“税收驱动货币”，在现代国家进行强制税收的条件下，只要国家承认将某种物品作为国民纳税的支付方式，则其即为货币(Wray，1998)。在该理论看来，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能够凭空产生无限的准备金，从而可以满足商业银行的任意贷款需求(雷，2017)。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或政府的权力就基本上决定了货币的权力。

为了进一步阐明一国货币权力在国际上的扩散和传导，学者们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权力在国际市场和国际关系中的应用。科恩(2004)指出，国际货币权力正是在货币的跨国使用中出现的，他认为国际货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导具有主动性，包括转嫁权力和延迟权力两个方面，它们能够将国际收支失衡的成本转移至其他国家并推迟成本调整的压力。该理论表明，国际货币权力能够应对国际收支失衡所带来的过渡性损失和持续性损失，这就要求其来源应同时包括金融市场力量和官方货币储备两个方面(Cohen，2005)。因此，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认为，国内外市场和国际关系地位是国际货币实现的基础。在市场方面，根据黄琪轩(2017)的分析，美国正是因为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从而作为世界经济的“最后进口者”，才能够通过影响英国及其利益相关国的偏好来削弱英国同美国在国际货币权力上的竞争力，并成功取代英国成为领导性货币权力。在国际关系地位方面，科什纳(2013)认为国际货币权力本质上是一种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国际货币关系，离不开国际竞争与国际地位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不同国家的基础实力差异造成了国际地位的区别，从而形成了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不平等的依附关系，这便是国际货币权力的来源。国际货币公共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能够降低国际货币的交易成本，从而使其获得了大批追随者，追随者的规模随着国际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壮大，这进一步巩固了国际货币的权力。可见，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他们不再通过深入探讨国家权力背后的经济运行机制来分析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基础，而是将国际货币权力作为一种强制性权力的工具，并转而研究权力的具体应用和维持机制了。